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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长途车站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如今的长途汽车也经常晚点。我们国家的交通工具晚点的情况非常平常，不晚点倒是一件让人觉得奇怪的事情。
不过长途车晚点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是很严重，所以我大约只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接到了他。
他随身带着一只行李箱，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我们相见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惊喜与热情，只是相视一笑。他的模样变化不大，只是看书去比以前沉稳多了。
小时候我和他经常在一起玩，用亲密无间来形容我们那时候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而现在，此时，我分明地感觉到了我们之间情感上的那种生疏。
我从他手上接过行李箱，他还对我客气了几句。将他的行李箱放到车上后，我请他上车，然后我开车回家。
他上车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自己系上安全带。随即他看着我，“你怎么不系安全带？”
我笑道：“习惯了这样。系上那玩意觉得不舒服。”
他笑了笑不说话，我忽然发现他真的变了。以前，他的性格可不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曾经的他可是十足的愤青，中学时候的他，看不惯所有的一切：小县城的破旧，父母的保守，甚至本地浓浓的家乡口音等等。
可是我发现他现在完全地变了。出去了这么多年，这次回来，他在与我说话的时候满嘴的家乡口音，而且一上车就系安全带，显得是如此的遵守规则。
所以，我就禁不住地问了他一句：“你出去这么些年了，口音怎么一点没变？”
他回答我道：“家乡口音很好啊。在复旦读书的那些年想改变自己的口音，结果别人听了还是说我是江南人。后来到了国外，除了和中国人说话的时候用普通话之外，其余的时候都是讲英语。这次回到江南，我才忽然发现乡音好亲切。”
他的话我完全相信，我们都是这样，骨子里面其实早已经被传统的东西浸染，叶落归根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来讲永远也难以抹去。
这时候我才问他：“小林，你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去世的？这么些年了，你们怎么都与我们联系？”
他叹息着说道：“就在他们刚刚到美国那年，出车祸去世了。为了这件事情，我愧疚了好多年。我心里经常在想，假如他们就留在国内，至于会出这样的事情吗？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啊。所以，我不想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们，免得你们伤心，我也不想回来面对你们。”
我心里顿时伤感不已，“小林，我爸也去世了。”
他很是惊讶，“啊？怎么了？”
我叹息着说：“肝癌。”
我没有告诉他我父亲自己后来的那个选择。那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伤心难受，不过有时候我心里也会这样想：假如今后我也患了那样的病，说不定我也会那样做的。那样的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技术下根本无法治疗，而且那种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虽然那样的方式对自己和家人太过残酷，但是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痛苦又何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曾经是医生，因为见过病人太多的痛苦，所以我是赞同安乐死的。可是，正因为我曾经是医生，也就更加明白这其中存在着太多的伦理学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对安乐死问题有着合法性。
说到底，安乐死的实质是一个“死”的权利问题。任何人都有“生”的权利，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法则，法律也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可是，既然人有“生”的权利，那么，人究竟有没有“死”的权利呢？对此，人们都会说，人，没有选择“死”的权利，如果说人有选择“死”的权利，那就是准许人的自杀行为；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在请求别人帮助他自杀的时候，也应当提供帮助。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宁了，就会出现谋杀也可能“合法”的情况。但是，如果将无权选择死亡绝对化，那也将会出现新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生”不再是他的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的时候，病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亡的愿望，终将无法实现，因而只能忍受“生”的剧烈痛苦，在痛苦中等待自然到来的死亡，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解脱。
我认为，生命权既然是一个“生”的权利，就应当包含在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死”的权利。
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权。这不是说轻生是合法的，人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但是，到了身患绝症，临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极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医务部门也予以认可的时候，人选择宁静、有尊严的“死”，应当符合生命权的定义。
这样做，才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他顿时沉默。此时我开车正经过闹市区，马路上堵车的情况比较严重，出租车和部分的私家车见到缝隙就往里面挤，喇叭声随时响成一片。
这时候堂弟忽然说话了，“这么多年了，国内还是一样。人们想到的都是自己，不按规则行事。这次我回国，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守规则，越来越自私。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讲，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至少一百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自私，那么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任何的规则可言，法律也就会流于形式。这样的结果，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大多数人，因为只要少数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特权所带来的好处。”
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变，因为他还是看不惯这里的一切。不过我却又不得不承认他讲得很有道理，而且也触及到了国内目前所存在的问题的实质。
我笑道：“那你说说，这样的情况怎么才能够改变？”
他说道：“没有办法改变。只要特权广泛存在，只要大多数人有着追求特权的思想，这样的情况就不会改变。”
我禁不住就笑，“幸好是在现在，要是在过去的话，你这样的话可是很反动的。”
他摇头道：“我反动吗？我哪里反动了？我讲的是实话。比如哥你，你现在可是市长，在你的意识里面都没有那样的观念，你看你今天开车的情况，不系安全带，压黄线行驶……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不应该的？你肯定知道是吧？可是你却偏偏要那样去做。
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大家都这样在做。要知道，你可是市长，是有着一定级别的官员，在你的眼里，所谓的交通规则只不过是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文字，执行与否根本不重要，这就可怕了。
这说到底还是国人在心里对法律是麻木的，别说什么对法律的尊重，就是连最起码的自觉地去遵守都做不到。所以，你刚才问我如何能够改变这一切，我才告诉你说，这根本改变不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尴尬，急忙地去拉过安全带来系上。
他随即就笑，“不过笑哥，我发现你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懂得知错就改。这也是希望啊。但愿在你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样的情况有所改变。”
我苦笑，“得了吧，你少嘲笑我。对了，你在国外干什么工作啊？”
他说道：“在一家研究生实验室从事化学方面的研究。”
我问他道：“怎么样？待遇还不错吧？”
他一下子就大笑了起来，“你看，你也和很多人一样，首先关注的就是收入的问题。”
我顿时哭笑不得，“我这是在关心你好不好？别的人，我会去问他这样的问题吗？”
他摇头道：“我知道你是在关心我，但是你更应该关心我是否喜欢这样的工作，这些年来的工作成就怎么样。然后才是待遇问题。”
我不以为然，“也许，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吧。不过小林，你可是中国人，应该理解我们中国人这样的问话方式。小林，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难道在你的眼里，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就一无是处了吗？”
他即刻地说道：“那倒不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这至少是在向人类文明的方向在靠近。这就是希望。而且，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相信在未来，也许是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我们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官员的意识形态会与世界完全接轨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一点，那就是：我们都必须朝着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靠近。这是大趋势，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法阻止这样的大趋势。”
我问他道：“哦？那你告诉我，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他回答道：“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太过虚无缥缈，很不现实。但自由是现实的，是可以被实实在在实现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笑哥，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官员出国的机会很多，但是你们却很少会去真切地感受西方文明中对自由的追求程度。只有你真实地去感受到了，你才会真正觉得自由对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巨大意义。”
我问他道：“你所说的自由就是人权吗？”
他点头，“可以这样讲。”
我笑道：“那你错了。我认为，自由和人权都不应该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他看着我，“哦？你说说。”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我们的这番讨论会对我今后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在后来很长的时间段里面我只是把这天我们之间的讨论当成是一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