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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中国生活记忆之1949年(12)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麻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新中国成立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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