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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书面报告都石沉大海，没有人给我们任何的反馈。果然如王四川说的，虽然我们经历了一切，但是却一定不会告知我们真相。
本来，到了这时，我们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理应把我们抽调回地面上。但是，我们最后拿到的命令却都是原地待命，这让我感觉不太对，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们。
上头是不会解释的，我们只能接受。当时倒也没有什么怒言，本来就算是犯了错误混了过去，也不敢放屁。
我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卫生连，住在铁网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和其他的地质队员不在一个区。上头派了一个校官，给我们开了一个小会，讲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事情被列为了机密，谁也不能提。
在另一边的队伍里，也应该公布了纪律，所以没有人问我们，但所有人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一支队伍只有我们四个人活下来，会有各种不同的传言。有的说我们差点疯了，因为有人说，我们两个正因为敌特问题而被特别调查。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眼神里包含的是恐惧还是怜悯，只是无端端有些可笑。
在卫生连里，我还惊讶地看到了裴青，他的白头发更多了，但显然当时待在仓库里的他们，反而是最安全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在我们之前作第一份报告的人，就是他。
他淡淡地告诉我，他那边有四个人幸存。说的时候，他显得很冷漠，我看着他的眼睛，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我没有看到老猫，裴青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想到老猫我就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样的老狐狸不会死在这种地方吧，也许在司令部那边？不过他是当时跟着老唐离开的那批人之一，很难说结局如何。
在以后一个月时间里，我们也尽量安分守己，王四川在地质大队这批人里，有自己的小圈子，一点一点地打听，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它们并不重要。
我们一天天地混日子，远远地看到电焊的火花到处都是，再加上那些被帆布盖着的苏联装备，我开始确信事情不对劲。
即使对这里有长期考察的需要，也用不着进行如此紧密的工程修缮，这里的情况，反倒像在进行某种大型工程。
事情好像并不是要走向结束，而是要开始什么大型准备工作。
在压抑潮湿的环境下，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这种想法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化，到了半个月以后，另一边的地质勘探队，开始陆续撤离，而我们这边配给的伙食，也升级了。我第一次在我们的饭盒里，看到了整只的鸡腿。
在那个年代，鸡腿这种东西的珍稀程度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熊掌。在大型的集体饭里，鸡腿这种食物的等级之高是很难想象的。
我那二十多年吃的最高等级的伙食，是在延安一次报功会上，克拉玛依大捷以后，我作为青年代表作报告，当时的伙食里有大豆和咸肉，有三块之多。对于干细粮都没吃过多少的人来说，三块肉的味道之鲜美简直比龙肉都美味，这件事情也成为我最让人羡慕的谈资。
而再以我弟弟为例，他们后来在东北插队，细粮的配给是一个人一个月半斤，那是什么概念，大米饭从来不是饭，是当糖吃的。
你可以想象，我看到鸡腿时的震惊，我甚至怀疑自己发昏看错了。等我吃了几口以后，那种油脂爆炒的香味就让我发起抖来。
那顿饭我吃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算彻底把鸡腿吃完，吃完后心里想的是，我要是回去说给我们局里的人听，他们该嫉妒到什么程度。
王四川倒不在乎，他住在山区，有打猎的习惯，他的手艺那么好，平常打几只野鸡很平常，以后的几顿伙食，虽然再没出现鸡腿，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比如说香菇和虾。
虾是真正的稀缺品，但我却不如吃鸡腿那么兴奋。我出来到处跑赚的工分和粮票几乎都给了家里，我的弟弟知道我辛苦，常在溪水里钓虾，然后做成虾干寄给我。我看到虾的时候想起了家里，猛然间有点感伤。年少轻狂，这种感觉我很少有，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又是格外的感触。
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我一边还是偷偷往医疗区跑，想去见袁喜乐一面，即使见不着，能在她帐篷外面待一会儿，感受那种距离，脑子里想象当时在一起的事情，也总能让我宽心一笑。
其实在那时候，我可以托王四川找他那个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打听，但我终究开不了口，原因里掺杂了害羞和顾虑。而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害怕被他们追问。
这种煎熬一直到一周以后才消失，那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去医疗区溜达，忽然发现帐篷门口的警卫撤掉了，帐篷的门是敞开的。
我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就是这里，立刻浑身一阵冷战。
袁喜乐的帐篷也解封了。
这说明什么？是她和马在海一样不治身亡了？还是说她也痊愈了？
我摇了摇脑袋，把不祥的念头撇去，看着洞开的帐篷忽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来的时候，每次都盼望能进去，现在门打开了，反而又不敢了。
我忽然发现，其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姿态去面对袁喜乐。
在门口待了半天，我才勉强压下心头的悸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进到帐篷里的那一刻，脑子几乎已经一片空白了。
可是，我马上发现，帐篷里没有人，床上没有人，被子掀在一边，吊瓶却还挂着。
我走了一圈，走到她的床边，摸了摸她的床铺，想着她躺在上面的情形，也许她出去放风或者做检查去了，起初的激动慢慢平静了下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正发着呆，背后忽然有人说话。
回头一看，一个中年护士正怒目瞪着我。
我也是伤员之一，她也照顾过我，我立即道：“我来看望袁喜乐同志，她是不是没事了？”
“她去做检查了，白天都在其他帐篷里，晚上才回来。”她道，“这里是女兵帐篷，你要探病得先约时间，找你们领导组织大家一起来。”
我道：“我看见警卫撤走了，以为可以来探望了。”
“一个一个来病人还要不要休息？”她拿了桌上的一只铁饭盒往外走，估计要去食堂打饭，“你别在这里等了，她回来我也不会让你单独见的，回去吧，记得把帐篷门拉上，回来以后如果你还在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叹了口气，忽然有点失望，还以为终于可以看到她了，结果还是看不到。晚上这里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我不可能等她回来。
把病床整理了一下，我又看着床铺发了会儿呆才准备离开，走了几步，我忽然想给她留点什么，让她知道我来过了。
摸遍身上，我只摸到一包烟，瞬间叹了口气，想到了当时在避难所里她也要烟抽的情形，不由得有些难过。我抽出其中一根烟，把烟盒子塞到了她的枕头下，终于转身离开。
出了医疗区抽上烟，我忽然觉得心中的各种浮躁稍微平复了些。又想着袁喜乐能不能发现烟盒是我留下的，起了一刹那的错觉——我正躺在她的枕头下，等她回来。
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再去找她，因为从起床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各种思想语录，都是指导员在营地里组织的自发性自学。本来政治觉悟就是我们的弱项，根本学不进去，再加上没法去看袁喜乐，我更加有了厌烦的感觉。
在这段要命的时间过去后，后来被我们称为“赶鸭子”的第一次通气会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