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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写作任务向晏春平交代清楚以后，吩咐道：“我要关门研究文件，没有特殊情况，别让人来找我。”
泡了茶，侯卫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间，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来自于青林镇赵永胜的警句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行为模式。他在静思中，再次彻底搜索沙州防治“非典”整体工作还可能存在的漏洞。
慢慢地喝茶，让自己的心彻底安静了下来。
关注重点一，出现疫情时，发布疫情问题。
关注重点二，出现疫情时，如何调查接触者。
关注重点三，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情绪问题。
关注重点四，出现疫情时，明确工作纪律的问题。
关注重点五，传染病医院治疗问题。
关注重点六，隔离点周边群众稳定问题。
关注重点七，出现疫情大规模隔离问题。
列出七条关注重点，侯卫东又翻出预案，将自己想到的问题与预案进行一一对照，找出预案中忽略或是不可能写到的细节。
一个小时左右，他完成了对七个关注重点的研究工作。
自从担任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以后，他陷入了紧急而迫切的具体事务之中，红颜知己郭兰的身影被压在心底最深处。此时他完成手里工作，忙里偷闲，窈窕身影在不经意间又跃然脑中。
那天一句“我爱你”，让侯卫东无数遍回味。他如恋爱中的女人一般，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心道：“女人青春易逝，时间拖得越长，越是对不起郭兰，是不是到了该松手的时候？既然不能执子之手，就应该放掉那只手。”
每当“分手”念头涌出之时，埋在心肝里的那把刀就开始滚动起来，搅得他五脏六腑都如被锯开，鲜血淋漓，疼痛难忍。
侯卫东强迫自己的注意力从郭兰身上离开，桌上放着新送来的厚厚一叠文件，他随手翻了翻，惊讶地发现郭兰被任命为沙州大学防治“非典”领导小组副组长。转念一想，郭兰是沙州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担任校防非办副组长是理所当然的事。
仔细看了沙州大学的简报，侯卫东还是察觉到一些问题，他给许庆蓉打了电话：“沙州大学和几所中专院校，有好几万学生，消毒液、温度计等防非药品、药具到底准备得如何？特别是沙州大学，有几万学生，绝对不能出事。你抽时间亲自去一趟，帮助他们理一理思路。”
许庆蓉道：“沙州大学工作不错，组织部长郭兰是新增加的防非办副主任，其实是她主要负责。她原本要到上海去读书，上海那边来了暂时停课通知，结果她就留在学校抓防非工作。”郭兰在沙州市委组织部工作时，参加过对许庆蓉的组织考察，她们两人关系挺好，一直有联系。
许庆蓉无意中说出了郭兰的近期行踪，而这些事侯卫东基本不知。放下电话，他默默地体会着郭兰内心的挣扎，惘然若失，心里不禁有些苦涩。
此时，他的身边人纷纷战斗在“非典”一线：蒋大力卖药品及器材，周昌全督战沙州，郭兰成为沙州大学防非办副主任。他感到“非典”如一柄巨大的锅铲，狠狠地搅动着大锅，大锅里的汤汤水水便混在了一起，一起努力地向天空散发着热量。
他脑中浮现起巨型大锅的具体形象，在锅中，他和郭兰在混乱中用力拥抱着，其他事情都抛在了一边。
这种感慨很奇异，也很过瘾，不过很快就被迫打断，因为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济道林来到侯卫东办公室。
对于济道林这种老资格市领导，晏春平根本没有挡驾的想法，直接敲开了侯卫东办公室的门。
侯卫东见是济道林，连忙站起来，几步迎上去，道：“济书记，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招呼一声，怎么能劳你大驾。”
1993年，侯卫东从沙州学院毕业时，济道林是沙州学院副院长。在毕业后不久，侯卫东重新回到学校，在小书店偶遇济道林，济道林送了一套《平凡的世界》给侯卫东。十年时间过去，侯卫东成长为沙州市副市长，济道林也离开了学校，成为沙州老资格的纪委书记。
纪委工作的经历在济道林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长期习惯性苦思，额头上留着明显的“川”字纹。坐下以后，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道：“省纪委要求在‘非典’期间严肃纪律，纪委准备拟一份相关文件，我想听听防非办主任的意见。”
纪委拟定文件，根本不需要由纪委书记亲自来向副市长征求意见，若是换一位纪委书记，侯卫东或许还要开一句玩笑，可是面对曾经的校长，他就得正正经经。
济道林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在取文件时，侯卫东看到了济道林手腕上的表。在学校读书期间，济道林上课时就戴着这块表，蒋大力最有经济头脑，是唯一识货人，在寝室里多次谈起这块表，当时羡慕得很。如今这块名表显得很普通，整体上显得暗旧，倒与济道林的身份和气质相符。
侯卫东接过文件，认真翻阅起来。
文件标题是《沙州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内容分为“严格政治纪律，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建立工作责任制，严格疫情公布制度，加大监督执纪力度、严厉打击利用防治‘非典’名义从事的各种违法行为”五大部分，这份文件基本上将周昌全副省长“硬”的一手体现了出来。在严格政治纪律中有这样一段话：“党员在‘非典’时期更应该体现先锋模范作用，对不遵守防非工作纪律、擅自脱离工作岗位的党员，开除党籍，是行政和事业编制干部的，开除公职。”
等到侯卫东目光从文件中离开，济道林问：“你是防非办主任，最了解情况，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和遗漏之处。”
侯卫东在脑中将这份文件与自己拟出的七个关注点进行了对照，道：“‘非典’病人相比其他病人，特殊在于传染性，我们必须强调医院的责任，凡是遇到疑似‘非典’病人，不许推诿。这就相当于我们日常推广的首问责任制，又相当于出租车，不能拒收任何一个客人。我建议在文件中要特别强调此条。”
济道林道：“这一条很重要，就叫首诊负责制。”
侯卫东在向济道林介绍了人民公园旁边社区医院发生的围阻事件后，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公布信息，‘非典’是恶性传染病，影响面宽，如果信息公布不及时，必然会有谣言产生。谣言多了，会引起社会动荡。”
济道林额头上的川字紧紧锁住，纠结在一起，缓缓地道：“从八十年代算起，沙州就没有发生过大的疫情，不仅农村地区卫生体系薄弱，城市的卫生体系同样不堪一击。我担心公布疫情的方式不妥当，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
内紧外松是这些年常采取的工作办法，事实证明此方法在处理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有效。只是“非典”疫情不同于以前遇到的任何事情，稍有不慎，通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患者就有可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如此重创。
侯卫东是防非办主任，看了大量资料，知道“非典”厉害，他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从各地的新闻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地都公布了疑似和确诊病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先后正式谈到了‘非典’疫情，坚持及时公布信息，这是制止谣言的最好方式。如果沙州出现了确诊病例，就会涉及医院治疗、接触者和疑似病人的隔离观察，涉及面非常大，根本不可能封锁信息。我们坚持按时公布疫情，或许会引起短暂恐慌，但是长久来说是有利的。”
济道林额上皱纹紧锁，道：“如果发布疫情信息后，引起社会恐慌，这将是一场灾难，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侯卫东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坚持认为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引起的恐慌，将远远低于谣言引起的恐慌，捂着的盖子就是谣言的温床。”
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市委书记朱民生的要求所写，朱民生专门提出要严格疫情公布的方式和时间。听到侯卫东对疫情公布方式毫不迟疑地反对，济道林沉默半晌，道：“你的说法很有道理，到底如何公开疫情信息，在今晚常委会上要提出来研究，以常委会纪要为主。”他起身告辞，走到门口，转身与侯卫东握手，道：“卫东肩负着重任，责任重大啊。”
看着济道林的背影消失在走道上，侯卫东重回办公室，他拿了一张纸出来，用钢笔在这张纸中间画了一条线，将这张纸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写下信息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另一部分写下信息不完全透明的好处与弊端。
最终，他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在四点四十分，晏春平将防非办写的报送市委常委会的材料送了过来。这篇文章中规中距，也算不错。侯卫东略作修改便算过关。
七点，市委常委会会场。
防治“非典”工作是第一项议程，这一项议程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由卫生局许庆蓉报告沙州市防治“非典”已经做了的各项工作，以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随后由沙州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就《沙州市纪委、监察局关于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向市委常委会作报告。
对于防非办前期的工作，市委常委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的几个建议全部通过。但是对纪委的《紧急通知》，常委们有不同的意见，争议最大的地方在信息披露方面。部分常委支持“完全披露信息”，另一部分赞成“不完全披露信息”，争议双方都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分歧在于具体的手段。代市长宁玥是完全披露派，副书记杨森林是不完全披露派，纪委书记济道林原本赞同杨森林的意见，提前与侯卫东沟通以后，他的态度变得含糊起来。
侯卫东是列席人员，在沙州，所谓列席者，可以在被询问时发言，但是没有表决权。他是防非领导小组副组长、防非办主任，掌握了最多的一手资料和丰富信息，由于不是常委，在实质上的最高决策机构里，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只能听着干瞪眼，将一肚子主意藏肚里。
常委们讨论以后，市委书记朱民生定下调子：“既然大家对信息披露有争议，省里又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不必太着急确定披露方式，当务之急是防非办继续做好工作，确保万无一失。我强调两点，第一，在《紧急通知》中暂时不提此事，信息披露改成信息报告的内容。对于下一步信息披露的程序和方式由侯副市长提方案，侯副市长要盯着省防非办，最简单和最正确的方式就是他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侯卫东听到朱民生给自己增加了责任，表面上一本正经点头，心里暗道：“我列席会议，没有发言权，就是一个哑巴，随便别人如何安排。”转念又安慰自己道：“党委和政府各自有职责，这是由体制所决定，我怎么会有很憋屈的感觉，这种情绪不正常，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朱民生顾盼自雄，他自然不会顾忌一位年轻副市长的想法，道：“第二，我在这里强调工作责任制，每位常委、副市长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同时部分领导还联系了具体的地区，不管是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还是联系的具体地区，只要出了事，担负同样责任。举例来说，东城区若是有一起确诊病例，但是没有预防和控制好，东城区的东方胜和联系东城区的常委，都要承担相同责任。再比如，教育系统出了事，侯市长和当地地方领导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
常委会决定的大事，由政府来执行，这是由体制所规定。侯卫东明白这个道理，也觉得无可厚非，可是离开会场后，总是感觉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块小石头压着、堵着神经和血管，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
平心而论，沙州市市委常委们多数还是挺尊重侯卫东的，在常委会前，济道林副书记还特意来向他征求意见。可是，他作为政府副职只能列席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在会上只有旁听权力和被动接受询问。而最纠结之处是在研究防治“非典”问题上，他比任何有权发言的人都要了解“非典”是怎么一回事，有一肚皮的意见，却并不能进入最高的决策机构。
侯卫东曾经做过成津县委书记，具有最终拍板权。此时成了副厅级，反而失去了拍板权，让他颇不习惯。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权，上一级副职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今年33岁，一定要在35岁之前成为常委，在38岁之前成为正职，最差的表现应该在此届结束成为副书记，否则我的年龄优势将不复存在。”从会场出来，侯卫东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五年规划。
在岭西，领导升职采取的是党委和行政交错上升的路径。交错升职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党委和行政在体制上是分开的；第二个前提是党政干部实质上是一元的；第三个前提是党委决策系统比政府执行系统在实际使用中要高半格。
具体来说，从镇里来说，镇长干得不错再任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要升官就可能当副县长，副县长干得不错就可以进常委，然后再升职当县长，县长干得不错才有可能当县委书记。市、省一级的升官途径基本如此。如此流动，使得政府系统干部流动到党委系统，即使是同级别流动，也被认为是一种晋升。体制内如此安排升职是有道理的，干部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经受实践锻炼，而被实践证明能力更强、素质更高、经验更为丰富的干部得以进入党委系统，从而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并保证了党委决策的相对全面和正确。
自从当了成津县委书记以来，侯卫东的政治理想就开始渐渐觉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胸中抱负，必须要在这个体制内有位置，否则说话等于放屁，更别谈实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