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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张廷重出院后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不肯拿出生活费，还要妻子贴钱。他打算把黄逸梵榨干，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在俭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任何人都忍受不了这种把戏，更何况辣妹子出生的母亲，于是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在天津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这无疑让小烘对婚姻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最后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
办理手续时母亲请的是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几次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父亲悟到事情不可挽回，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焕以后的教育问题以及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征求她的意见。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一康乐村10号。
所幸按照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点。
于是张爱玲在父亲家的冷漠和母亲家的温暖中游移，直到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唯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母亲刚从国外回来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张爱玲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第一句话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可以说张爱玲孤僻的性格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该来源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的繁盛期，小说一般都缺少悲悯，总是揭露人性的自私或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舂》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随后便是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她也曾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快乐过。她喜欢吃零食，常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逛街、看电影。她也渴望成熟和别人的认同，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版《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一直到若干年之后，张爱玲的性格都没有什么变化——内向，拥有审美天赋，不会烧火做饭，标准的旧社会小姐人选。
她只有谈到自己喜爱的东西才滔滔不绝。因为太爱看书，这个时期的她已经戴眼镜，又因为瘦高，使得整个人透露一股书卷气，完全没有后来的光芒四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像粒微尘，也正是这个时期，热爱阅读、内向敏感的她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着养分，为以后的璀璨光芒积蓄着力量。
而这些似乎可以引述到母亲的离开，父亲的自暴自弃，一切痛苦的根源让张爱玲近乎于变态的速度成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