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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许历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起来。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都变得有心无力。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鼓舞”之情，还提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二十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二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言为定。
不论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