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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之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结局一样，何必非要勉强站在名利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获得名利的喜悦荣耀这一种。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拥有豁达、淡泊的心怀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的焦虑都是需要这些来对症下药。曾国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
曾国藩出师便遭败绩。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真实想法。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陷进各种政治斗争，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思：“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觉得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安身之处。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国藩顺畅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人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他认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时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肓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顾众多的儿女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做官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长久的考量。若能勤俭持家，即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兴旺局面。若贪图热闹，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有萧条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预计。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训儿孙，常作无官时的打算，时时谦恭节俭，福泽长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国藩认为少顾忌多优越的人，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其实，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