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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小心为事的功夫最终能使人保身成功。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只有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新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渡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新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清廷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訢知道中南战场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这期间，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新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发布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又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希望太后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这种行为看起来很虚伪却是聪明过人。正是这种拿捏别人心理，小心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终能保身成功。这教给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烦忧又能达自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