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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