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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齐正礼在医院住了十多天的院。主要原因是他的体温反反复复。
我很怀疑体温和心情很有关系。齐正礼住院的头一个晚上闹腾地特凶，结果他的体温升得最高。药物都没法将体温降下来，不得不借助冰袋辅助降温。
齐正礼闹腾至精疲力竭的地步，他安静下来之际便是他体温持续上升之时。
好在阿姨细心，在齐正礼熟睡之时时不时用手去抚摸他的额头，这才感知到了他体温的变化。护士便在注射液里加了药。然后护士每隔一段时间来测量体温一次，结果齐正礼的体温一次比一次高，以至于护士不得不打电话给主治医师，主治医师方才提出用冰袋辅助降温。
后来，齐正礼在医院里还闹腾过几回，体温也因此升过几回，只不过没有第一次闹腾地凶猛，体温上升的幅度也便没有第一次大。
这也是很特有的现象吧。
头几天因为要彻夜守在齐正礼的身旁，我、阿姨、叔叔、父亲和齐正哲轮流待在医院里。两个两个一轮。
齐正哲因为要守店，他只熬了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原因，似乎只要齐正哲待在病房里，齐正礼的情绪起伏便会很大。
齐正哲和我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后来的一个多星期，基本上白天我陪在医院，晚上叔叔陪在医院。
这个时段，白天还是那些事，护士测量体温，医生查房，然后便是几个小时注射药水。晚上要清闲一点，除了陪齐正礼说说话，给他擦澡，洗脚，便几乎没有任何事情了。
其实，阿姨很想在医院里陪小儿子，但是包子铺离不开她。
我很能理解齐正礼的心情。换做谁都会暴怒。这么残酷的现实换做谁都接受不了。换做谁也都面对不了。
这是上苍在和齐正礼开玩笑。这个玩笑对于上苍来说，就像我们人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微不足道，可是这个玩笑对齐正礼个人来说确实开得太大了。
人的生命对于上苍来说和一只蚂蚁的生命一样。只是人过于自大了，过于珍视自己的生命了。
上苍是一个什么玩笑都开得出来的人。无论什么玩笑对于上苍来说仅仅只是一个玩笑。
有一个人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最广阔的农村谱写壮丽的人生，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的骨髓里被查出长了一个瘤，然后在二十一岁人生最美好的年龄里双腿瘫痪，从此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及的《务虚笔记》的作者史铁生。
同样的玩笑也开在一个叫张海迪的人身上，只不过上苍把时间往前推移了整整十六年。在这个人只有五岁的时候，上苍说：让这个人脊髓里长瘤，于是这个人的脊髓里便长了瘤。五岁。五岁你懂什么？却要接受一种叫做高位截瘫的把戏，从此开始独特的人生。
谁都不相信这样的玩笑还可以提前，但是，对于上苍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把这种玩笑的时间再提前三年零七个月，那么这个玩笑就落在一个叫海伦凯勒的人身上。上苍让这个人在她十九个月的时候患急性胃出血、脑出血，目的是夺去这个人的视力和听力。于是这个人在长达88年的生命历程中就有87年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生活。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好比我们随性处决一只蚂蚁，上苍不知随性剥夺了多少人的生命。有多少人猝不及防地就告别了人世，不管他多么留恋这个世界，不管他多么不舍得爱他及他爱的人。
还用举例子吗？远古的，国外的，那些遥不可及的我们不说，就说我们身边的，我们待在医院里几天了？有多少回突然从一个病房里传出哀嚎声，那便是一种宣告——生命终结的宣告。
如果你还听不进去，那我就把上苍和我的至亲开的玩笑告诉你，它让我的爷爷就摔那么一跤，便摔掉他的所有——去了另一个世界还能拥有什么？它把一种叫做难产的厄运降临在我母亲的头上，让我母亲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而后和人世诀别。
哥，可能我叙述的有点乱。请你原谅。是因为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述才能让你了解那几天我是如何度过的。
因为，这几段话全都是我坐在齐正礼的病房前苦口婆心说给齐正礼听的话。
因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齐正礼的绝望。
当暴怒都不能改变现实，当奋力甩掉吊针的针头都不能看到希望，当声嘶力竭把嗓子喊得再也发不出一丁点声音都不能拂去心头的忧虑，剩下的就只有绝望了。
起初，齐正礼根本听不进我的劝。他一向对我都是爱理不理的。发生了这种事，他更不可能能放下他的自尊。我也不奢望他能听进我的劝。
我只是觉得我有必要说。所有了解他的情况的人内心都会生出悲悯。对一般的人来说，失去一只手掌已经无法承受了。对一个极有运动天赋的人来说，失去一只手掌无异于断了他活下去的念想。
往昔有多辉煌，今昔就有多悲哀。*爆炸的瞬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一张张或大或小的证书是对现实的嘲讽；那一封封或长或短的情书是对未来的嘲笑；那一句句或真或假的夸耀是对残疾的鞭策。
残疾。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词。要知道，这个词是由无数的苦难造就的。
这个词原本和齐正礼相聚一万八千里，八杆子打不着。可是，经由那一阵轰鸣，残疾以每秒两万里的速度飞向齐正礼，迅速在齐正礼的身体里扎根，永永远远都不离开。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说这些话。虽然这个人一向和我格格不入，可他毕竟是阿姨格外疼爱的小儿子，他毕竟是与我同桌五个整年的同班同学。
记得我第一次尝试说这些话的时候，齐正礼当即暴怒。他叫我闭嘴，他命令我滚出去，他说他这辈子不想再看到我。那歇斯底里的样子看上去无比狰狞。
但是我不在意。齐正礼的反应在我的预料中。
所以在他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就像自言自语一样又说起这些人，这些事。毫无疑问，他还是会暴怒，但暴怒的程度已经下降了。
我一次又一次提起这些事，这些人，齐正礼的怒火一次比一次小，最终，他可以做到无视我的话，就像他平时无视我的存在一样。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话已经影响到了他。潜移默化，这些话可能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很好的证明是，他的体温已经稳定了。
一天，注射完药水之后，我扶齐正礼坐起来休息（且不说夏天，无论什么季节，长时间躺在床上都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齐正礼忽然用左手抓住了我的手臂，“谢谢你。”
“什么？你说什么？”这一回轮到我激动了。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和看护者都看向我。
齐正礼没有再说一个字，而是默默地放开我的手臂。
这已经够了。这几个字足以回赠我这么些日子的付出。这就是我激动的原因。
齐正礼看向窗外。
病房的里面也有一扇门和一扇窗，门过去是一个小阳台，阳台上装了洗手池。阳台的顶上装了晾衣服的架子。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医院东南方向的私人住宅，那都是和齐正哲家建的楼房一样的二层楼的房子。有些房子并排建立，也有一些独门独院的房子。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都长得非常茂盛。
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改变。之前的齐正礼从不看向窗外。他要么死死地盯着一个角落，要么低着头凝视那包扎得像是一个玩笑的手，几分钟后重又倒向床铺。
看向窗外，是不是意味着齐正礼的内心已悄然升腾起希望？
这就是人的坚强之处，也可以说是人的可笑之处。因为人是矛盾的综合体。
一个人再怎么绝望只要他还活着他都会重拾希望。
海伦凯勒如此，张海迪如此，史铁生亦如此。
真正绝望的是《务虚笔记》里的“O”，她把一种很毒的鱼碾成的粉吞进了肚子；同样绝望的是《魂断蓝桥》里的马拉，她在滑铁卢桥上走向隆隆驶来的军车。
果真，两天之后，同样在注射完药水之后，齐正礼不再满足于坐在病床上，他站起来，平静地对我说：“我去医院外走走。”
“好好，”我喜出望外，“是该出去走走了。我陪你。”
齐正礼不置可否。我跟在齐正礼身后走出病房，走在病房外的过道上。他目不斜视。
我不是没有留意到来来去去的人的眼光。无论是医生的，护士的，还是病人的以及病人家属的，他们的眼光都充满了喜悦和祝福。
那眼光在说：真好，小伙子终于走出来了。
齐正礼不敢迎接这些目光，但他能在这些目光中穿梭，就证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当然知道不是每个人的目光都是和善的。
我们在医院的院子里走了近半个小时。我和齐正礼保持两米的距离，一前一后，一句话都不说。气温很高，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热乎乎的，但是走在树荫下依旧觉得凉爽。木槿花开放，赏心悦目。
此后再过两天齐正礼就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