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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领导汇报，是件很难把握分寸的事。特别是不熟悉领导性格的汇报，每一句话，都将暗藏玄机。
陈省长个子高大，相貌和蔼。下巴刮得精光，隐隐泛着一层青茬。他的一双眼睛不大，却神光透露，似乎随时能洞察别人。让人丝毫不敢隐晦，亦不敢浮躁。
陈省长穿着也很简单，一件灰色的宽大夹克衫，一条黑色裤子，脚下一双沾有些许灰尘的黑色皮鞋。站在人群中，恍如邻家老头一般普通。
“过来坐。”他再次朝我招手。
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汉子，赶紧起身，让出一张椅子出来。
我迟疑着不敢过去，第一次与这么大的领导见面，不能孟浪，不能忘乎所以。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这一屋子的人，人人的职位都比我高。即便没有职位的，也比我有钱，比如刘密斯。
陈省长看我迟疑着不过去，爽朗的笑声笑起来，拍着身边的空椅子说：“怎么，怕我吃了你么？”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我表舅笑得很矜持，刘启蒙脸上的皮动了动。只有黄微微，笑得含蓄，但却能给我传递一股能量，让我的脚，不由自主地朝陈省长移动。
我侧着屁股坐下，不敢直视陈省长。心里却在盘算，我要从什么地方说起。
要说春山县的一本帐，在我肚子里已经是滚瓜烂熟。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县长后，我对春山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春山县的家底子薄，就好像苏西与其他乡镇比一样，春山县在整个衡岳市，也是垫底的县。解放后，春山县作为革命老区，根正苗红，经济上却是一穷二白。国家为了照顾，给了一顶贫困县的帽子。
千万不可小看这顶帽子，名声上虽然不好听，却能得到实惠。单说税收这些不用跟发达县一样缴纳，就凭着每年国家拨下来的各种款项，也能让很多人眼红。
这顶帽子在关培山上任后坚决摘了，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并不是说经济有了起色，而是关培山觉得戴着这顶帽子，走出去总觉得矮人几分，腰杆子不粗。
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关培山与刘启蒙有过几次正面的冲突。刘启蒙是坚决反对摘帽子的人，按他的说法，春山县现在还在韬光养晦的时期，应该再过几年，等到老百姓口袋里真有银子的时候再摘不迟。
关培山反对说，春山县的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了，应该要给国家减轻负担。关培山的理由就是春山县这几年来，房地产发展迅速，城市改造日新月异，再戴着这么一顶帽子，会让别人戳着脊梁骨骂人。
房地产的发展，就是关培山引进来的梁天行老板。关培山给地，梁天行出钱，仿佛是一夜之间，春山县就显露出一座新城的态势。
两个人相持不下，毕竟关培山是书记，是当家人，一言九鼎。刘启蒙纵有千般理由，万般委屈，也无法动摇关培山的态度，最终春山县贫困县的帽子，在我来的第二年，就无比欢欣鼓舞的摘下来了。
而这些故事，都是我来县政府工作后，魏延一点一滴告诉我的。
春山县过去也有很多的工业，比如氮肥厂、机械厂、轴承厂，其中最大的氮肥厂，有职工几千人，出产的氮肥，占了衡岳地区半壁江山。到后来农资政策放开了，国外的化肥涌进来，春山县氮肥厂生产出来的肥料，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刘启蒙带队到处去推销。无奈产品质量太差，之前之所以能占半壁江山，是因为没有比较。现在已比较下来，春山县生产的肥料，即便比过去再低上一半的价格，也无人问津。
如此两年后，氮肥厂再没卖出去一包。仓库里堆满了货，没办法，只好偃旗息鼓，寿终正寝。
化肥卖不出去，工资就发不出来。氮肥厂的领导没办法，只好拿化肥抵工资。
氮肥厂的职工里，有一半的人是半边户。没有了工资收入，还能回到乡里。有些人领到了化肥，刚好家里养了鱼的，就把化肥倒进池塘里喂鱼。到了年底，满池塘的鱼，肥头大耳，腰宽体阔，滋润得很。
这个歪打正着的做法，差点让氮肥厂起死回生。可惜这化肥养的鱼，吃起来寡淡无味，一条鱼下到锅里煮，捞出来往往是肉与刺分离。且不论怎么吃，总觉得有一股化肥的味道。
春山县的龙头企业，除了氮肥厂，再无二家。
氮肥厂关门大吉后，春山县几乎不再有工业。
虽然春山县是农业县，但一个县缺少了工业基础，却是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
虽然是个农业县，农业的基础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好。春山县地处深山，除了山，没有多少良田，解放初期修起来的灌溉系统，在承包责任制后，也基本荒芜了。
有人说，有山也不错。靠山吃山。可惜春山县的山，大多是风化岩，山上长不了树，只能长些灌木一类的植物。
全县唯一称得上森林的地方，就是盘小芹老家所在的。这几年也砍伐得厉害，尽管抓了几个人，但还是没能制止继续偷伐的现实。
这一本本的帐，让我在初上任时，日夜难安。
旁边的陈省长还在等我汇报，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
我理了理思绪，想好了该如何汇报。正要开口，刘启蒙先说话了：“陈副县长，你好好的汇报。”
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眼光看过去，刘启蒙还是面无表情。
坐在他旁边的余县长，仿佛屁股底下有一颗钉子一样，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我突然明白过来，向上级领导汇报这般大事，我千万不能越殂代刨。特别是他们都在现场的时候，怎么也轮不到我来汇报。
我认真地对陈省长说：“省长，我们书记县长都在，他们工作经验丰富，对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才上任不到两年，很多东西还在熟悉阶段。我觉得，这个汇报的事，一定要请余县长来汇报。”
陈省长哦了一声，眼光扫到余县长身上，沉吟一下说：“老余，你也说说。”
余县长正襟危坐，低眉睑眼的，听到陈省长点名到自己，脸上随即堆上来一层笑。
余县长显然有准备，他打开面前的笔记本，清了清嗓子，准备开腔。
陈省长手一挥道：“老余，你可以不看笔记本说话吗？”
余县长脸一红，赶紧合上笔记本，结结巴巴地说：“省长，有些数据，我要参考一下。”
陈省长面无表情地说：“春山县人口一百零三万，城镇居民十一万，农村户口九十二万。全县辖九镇四乡，土地面积二千六百平方公里。干部三千四百人。不知我说的对也不对？”
陈省长一口气说出来的这些数据，丝毫不差。我暗暗心惊，说实话，春山县的这些数据，我并不见得能说出来。
到底是大干部！我心里赞叹着，眼里立即盈满了钦佩和敬仰。
余县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在陈省长的目光里萎顿下去身子。
“你继续。”陈省长微笑一下说：“这些基本功课，我们这些党员干部，时刻都要做啊。如果心里没有一本帐，如何当好一个家？”
陈省长的话不多，却每一句都让我们如坐针毡。
余县长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旁边的魏延递给他一张纸巾，余县长没敢伸手去接，直接拿着袖子拭去汗水。
“老余啊，你慢慢说，不要紧张嘛。”陈省长打着哈哈，屋里的气氛在他的笑声里轻松了许多。
余县长结巴着嘴，半天没出声。
“算了。让小陈来说说这个旅游项目的事吧。”陈省长转头对刘密斯的老板笑了笑说：“乔治先生，你的意见如何？”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刘密斯的老板叫乔治，一个典型的美国男人。
乔治不懂汉语，瞪着一双大眼，疑惑地看着陈省长。
坐在乔治身后的黄微微，立即翻译了一遍。
黄微微一张嘴，让我又惊又喜。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居然不知道她对外语那么精通。她不但吐字清楚，而且流利。
乔治听完黄微微的翻译后，竖起一根大拇指说：“好得很。”
乔治这句话是用中文说的，我们都听懂了。外国人说中文，舌头大。
大家都笑起来，陈省长也笑，对黄微微说：“翻译小姐，你给我翻一句话给他，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黄微微毫不迟疑就翻译了出去。乔治再次竖起大拇指说：“好得很。”
一边的刘密斯眼睛盯着黄微微，似乎眼里要伸出一个爪来。
我心里老大不爽，暗暗伸出一条腿，碰了碰刘密斯的腿。
刘密斯仿佛突然惊觉过来一样，看我一眼，对陈省长说：“陈省长，这位女士，可不是翻译小姐，她就是你们衡岳市的人。”
陈省长哦了一声，拿眼去看黄微微，眼光里尽是欣赏。
“你是衡岳市人？”
黄微微赶紧点头，轻声说：“陈省长，您好。”
陈省长饶有兴趣地问：“大学老师？”
黄微微摇摇说：“陈省长，我在衡岳市团委工作。”
刘密斯忙着接话说：“黄小姐是我请来的，我们乔治先生，不懂中文。只有黄小姐，才能正确传达我们之间谈话的内容。”
陈省长连连赞叹道：“不错。”
“可惜黄小姐名花有主啊！”刘密斯居然用了一个成语。
不过他的话，让本来沉闷的会议室，顿时轻松活波了许多。省长下来视察，是一件天大的事，处处都在严肃和紧张的氛围中。
像刘密斯口无遮拦的这样说话，也只有他这个不懂中国国情的外国男人，才会如此。
陈省长笑眯眯地说：“刘密斯，看上我吗中国的姑娘了？”
刘密斯长叹口气说：“陈省长，你们中国的女人，美丽大方，聪明贤惠。”
陈省长点头道：“刘密斯，看来你对我们中国很了解。”
刘密斯自负地说：“要是不了解，我们公司会来投资么？”
他突然手指着我说：“这位黄小姐，就是这个小陈县长的未婚妻嘛。所以，我没机会了。”
刘密斯的话吓了我一跳，这个狗日的，什么地方不能说，你怎么能在省长面前说这个呢？我正想去制止，陈省长的眼光已经扫向了我，带着一丝征询问：“小陈，是不是啊？”
我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额头上像余县长一样，冒出一层细密的汗来。